礼乐的境界：美善相乐

礼乐教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而是更进一步追求人格独立（如前节）、“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尚书·舜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居于空桑，登帝位之后，“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方之音，命之《承云》，以祭上帝。”又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不仅追求“人间世”的和谐，更追求与自然万物（包括鬼神）的和谐。进入这种境界，就是“皆大欢喜”即“乐”的境界。“乐”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人生最佳状态，是一种艺术—审美境界。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是有道理的。而“乐感文化”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孔子是“乐感文化”的首倡者。孔子与其弟子谈论志向，惟赞同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他赞扬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正是理学家所推崇的孔颜之乐。孔子提倡礼乐，虽然强调的是礼乐的社会教化作用，对于艺术之本性——乐的问题没有谈什么，但他对《韶》乐等那种迷恋的态度说明是乐在其中矣。荀子则直截了当地说：“夫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由此把精神之乐与官能之乐区别开来，高低优劣已见分晓。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问题，认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也就是乐不应是自私的、一己的，而应该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儒家一致认为，文化生活和艺术欣赏就是为了追求乐。当然，乐要有“度”，孔子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之谓也。所谓“度”就是界限，乐不能越过界限即不能违礼，这是就消极面而言；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只有乐道或超越官能欲望之上的精神之乐，审美之乐，才是真正之乐。儒家的这种快乐观，对中国的艺术和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在中国的艺术中不能说没有，而且从来没有绝迹过，但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眼里如同过街老鼠，无处藏身。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优美的散文中更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