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

《乐记》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这些音乐流行以后，社会秩序会出现混乱。儒家很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将音乐作为治理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礼并重，有时连称“礼乐”、

“制礼作乐”。颜渊问为邦，孔子把对音乐的选择作为一项政治内容。孔子说：“郑声淫”，要“放郑声”。放，就是抛弃。由了儒家典籍《礼记·乐记》和《论语·卫灵公》有这些说法，后代儒家虽然不知道什么郑、卫之音，也没有聆听过，却常将自己反对的新出现的流行音乐称为“郑卫之音”；扩而言之，又把一些淫荡的文学作品也叫做郑卫之音。总之，在儒家辞典里，郑卫之音，是淫荡的音乐和文学作品的代名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夏桀、殷纣骄溢妄行，胡作非为，其中有一条是“听郑卫之音”。实际上，郑、卫都是西周才分封的诸侯国，在夏、殷时代还没有郑、卫，也没有“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是春秋时代的新乐。由于董仲舒视郑卫之音是不好的，桀纣也是不好的君王，就硬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礼记》中，“礼”不仅仅指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讲究的各种礼节，还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现象和规则。礼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是效法自然的结果。“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大一”乃是自然，说明礼是效法于自然的；由于礼的“分”、“转”、“变”、“列”等作用而生成天地、四时以及社会的技艺、职位等。正因为礼在天地万物之中，成为万物遵循的规则，所以它是万物和谐的基质。这种和谐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宇宙自然的和谐，表现为“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礼不但是维持天地万物和谐有序的根源，而且还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进一步说，万物虽异，但共同遵循着“礼”，万物皆由礼来统摄，即礼“理万物者也”。礼的目的就是建立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程序，使所有有别的个体都融合于礼的秩序之中。从这点上而言，自然与社会是同质、同构、同性的，人与万物是有“和”的根源的。正因“和，故百物皆化”，万事万物的和谐共处，才能进化不息。可以说，“和而不同”是儒家处世的道德原则，其中“群”、“分”、“类”等概念都是对“和而不同”的界定。故而，承认事物的差异性是“和”的前提。《礼记》特别强调，作为社会的人与自然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中礼义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之一。因为人不仅有察赋的自然之气，有生命知觉，而且还有礼义。“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若“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人之为人的最基点便是礼义，这是人比其他万物高贵之所在。具体而论，天有它的时令，地有它的资源，人有自己的伦理纲常秩序与一定的治理方法，此体现了人类在区别于天地万物之时，且有着管理万物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可以并列存在而有所不同。故而，《礼记》讲“别”亦讲“和”，“别”是“和”的前提，“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和”。也就是说，人只有遵守“礼”所限定的序列名分，才能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进而言之，只有在这种和谐有序的社会里，才有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宇宙，维持生态平衡。这种有原则、有分别地追求“和”，在和谐生态关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展现了儒家在处理人与万物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对于我们了解和谐生态层次性，掌握和谐生态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仁爱”的和谐生态观念

“爱”在古代文化中被人们推崇备至，由“爱人”到“爱物”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礼记》也以“仁爱”作为“和”的基础，将“存爱”作为“人道”的五项内容之一。首先，《礼记》提出以“仁者爱人”、“爱人为大”为基点来维系社会的和谐。既然人是万物之最优秀者，人若不能自爱，何谈去爱他人社会又何能安定宇宙何谈和谐所以，通过推己及人，仁爱成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伦理要求。其次，《礼记》不止于“爱人”，扩而大之于“爱物”，从而维系自然和谐。若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物可以养人，爱物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爱人。但若从广泛的生命伦理角度而言，万物都有生命之质，“大凡生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万物有灵，有血气特质，因而彼此间要相互关爱。《礼记》的这些思想曾与孟子阐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观念，荀子提出“礼也者，贵者敬爱焉，老者孝也，长者尊也，幼者慈焉，贱者惠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是一致的。因此，“爱”字当头，但对象不同，态度各异。对于亲人要“亲”，对于民要“仁”，对于万物要“爱”。正是由于人与万物同根同生，所以仁爱思想不仅仅要停留在人类社会自身上，而且还要涉及于自然界的万物（“爱物“）。这就是《乐记》所言及的“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这样，《礼记》视人类为同胞，视万物为人类同伴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博大精神和深远的生态意义。尽管《礼记》所倡导的爱是有差等的，然而它的爱却是广泛的，又是符合和谐生态理念的。“爱”在《礼记》中作为重要概念之一，已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联系的精神纽带。这将爱心扩充到天地万物之中，就赋予了一般意义的宗教情怀，即所谓的只有普爱，才有大爱。因而，“仁爱”这种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观念便超越了人类社会范围而贯注于万物之中，这样就具有了广泛和谐生态学意义了。在《礼记》中，“孝”也是维系社会、自然和谐生态的链条，就是“仁爱”的一种特殊的、深厚的表现方式。孝不但立于社会中，而且还充塞于天地之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

孝也。”孝生于人心，来自于对人、自然物的爱、同情、怜悯之情，是一种出自自然情感的深层次的爱，它能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从而达到尊敬、爱护自然的目的。人类对祖先、大自然有着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情感，故孝小至家庭，大到自然，力量之大，其和谐生态意义是深远的。